雇員遭犯罪侵害不可向雇主提出附帶民事訴訟

——陜西高院改判吳杰等故意殺人、搶劫案

裁判要旨

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因他人的犯罪行為遭受人身損害，向雇主提出賠償要求的，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受理范圍。

■案情

  　　2007年2月1日下午，被告人吳杰、周發(fā)斌、周先鋒、周盟龍、周杰等經過預謀，持事先準備好的鋼管、菜刀、甩刀、尼龍繩等作案工具，由周先鋒、周發(fā)斌騙乘被害人秦江偉駕駛的出租車到事先采好的作案地點，各被告人采用持刀威脅、持鋼管擊打、甩刀捅刺等手段，搶走秦江偉現(xiàn)金280元及手機一部。之后被告人恐罪行敗露，將秦捆綁后放到出租車后備箱，駕車來到陜西省安康市漢濱區(qū)河西鎮(zhèn)二里坡村1組石板溝橋邊，將秦推下河坎，又持鋼管、石塊擊打，致秦江偉死亡，后焚燒了尸體和出租車。

  　　檢察院提起公訴后，被害人秦江偉的妻子張紅梅等親屬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訴各刑事被告人賠償經濟損失30余萬元，同時訴出租車的經營人李濤承擔雇主責任；李濤也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各刑事被告人承擔損毀出租車的經濟損失16余萬元。

■裁判

  　　陜西省安康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各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和搶劫罪，分別判處相應的刑罰，其中對周先鋒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與搶劫罪有期徒刑十二年刑罰數(shù)罪并罰，決定執(zhí)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各刑事被告人給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張紅梅等和李濤造成的經濟損失，依法應予賠償；被害人秦江偉是李濤雇請的司機，其與被害人形成雇傭關系，依法應承擔雇主民事賠償責任。故判決由除周先鋒之外的各刑事被告人連帶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張紅梅等經濟損失217399.63元，由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李濤承擔墊付責任；此外，各刑事被告人連帶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李濤經濟損失共計71354元。

  　　一審宣判后，周先鋒以原判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李濤以自己不是車主，不應承擔墊付責任，以及判處賠償數(shù)額少為由提出上訴。

  　　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原判對其他各刑事被告人的定罪準確，量刑適當。上訴人周先鋒犯罪時剛滿18周歲，雖系主犯，但還不是罪行極其嚴重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犯罪分子，原判對其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不當；周先鋒應當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經濟損失。原判其他判處適當，但張紅梅等人訴請李濤承擔雇主責任的訴訟與各本案刑事被告人犯罪行為之間無直接聯(lián)系，不應與本案合并審理，而應另案提起民事訴訟。遂判決：上訴人周先峰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犯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5000元，數(shù)罪并罰，決定執(zhí)行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罰金5000元；上訴人周先鋒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張紅梅等各項經濟損失65000元，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李濤經濟損失17838.5元，且承擔吳杰、周發(fā)斌、周盟龍、周杰共同賠償張紅梅等經濟損失217399.63元和共同賠償李濤造成經濟損失71354元的連帶賠償責任。撤銷原判由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李濤承擔墊付責任的刑事附帶民事判決部分。其余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涉及刑事和附帶民事多項判決，對其中的刑事和民事實體判決部分，本文不作評析。本案附帶民事訴訟中包含了張紅梅等原告人訴5刑事被告人人身侵權損害賠償之訴、訴李濤雇主責任之訴，以及附帶民事訴訟李濤訴5被告人賠償車輛之訴。其中前后兩訴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本文不再贅述，僅就中間的一個附帶民事訴訟可否與本案并案審理進行論述。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六條規(guī)定：“附帶民事訴訟中依法負有賠償責任的人包括其他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單位和個人�！弊罡呷嗣穹ㄔ骸蛾P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九條及第十一條規(guī)定分別規(guī)定了雇主對雇員的賠償責任。依據(jù)這些規(guī)定，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雇主往往被起訴，是最常見的民事賠償責任人之一。本案一審法院就是根據(jù)上述解釋，判處被害人的雇主承擔賠償責任。

  　　筆者認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不宜受理對被害人的雇主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理由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民事訴訟必須與刑事案件有關聯(lián)，雇主作為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必須符合“其他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單位和個人”這一條件，這也是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身的性質決定的。附帶民事訴訟本身不是單純的民事訴訟，它解決的是因犯罪這種特殊的侵權行為引起的侵權損害賠償之訴，直接根據(jù)查明犯罪事實即可以判處民事賠償，不需要對承擔責任的事實再進行調查舉證等訴訟活動。被告人是否從事雇傭活動中犯罪，是刑事訴訟中必須查明的案件事實，雇主是否應承擔責任的事實隨著犯罪事實的認定而清晰。因此，被害人依據(jù)《解釋》第九條“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致人損害，雇主應當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規(guī)定，起訴被告人的雇主承擔賠償責任的，法院應當受理。

  　　然而，原告人根據(jù)《解釋》第十一條規(guī)定訴請被害人的雇主承擔雇主責任的，不屬于這種情形。該條規(guī)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雇主承擔賠償責任�！痹摋l規(guī)定雇員工傷時雇主承擔的責任，與第九條規(guī)定的雇員侵權時的雇主責任，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責任。這里的雇主承擔責任，僅僅基于與被害人存在雇傭關系，不基于侵權行為，并且與侵權責任相互獨立。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雇主與實施犯罪行為的被告人沒有關系，不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因被害人的雇主不是基于侵權行為承擔責任，不對侵權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承擔責任，因而不具備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附帶”性。如果將被害人的雇主責任訴請與刑事案件并案審理，不僅增加審判庭的調查工作，如查明雇傭關系是否存在等一系列與刑事案件沒有關聯(lián)的事實，而且還可能造成判決中身份的混亂，如本案中車主李濤既是原告人又是被告人等。

  　　綜上，本案被害人李濤經營的出租車被完全損毀，本身是被害人之一，他與被害人之間的雇主責任糾紛，與本案刑事犯罪之間沒有聯(lián)系，不屬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因此，一審將被害人的雇主之訴并案審理是不合適的，所做出的判決也是不恰當?shù)摹?

  　　此外，實踐中對于盜竊、搶劫犯罪案件，一般都不允許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失主的財物通過追繳、退賠的途徑解決，被告人無法退贓的，作為量刑情節(jié)予以從重處罰。但如果財物被犯罪分子在犯罪過程中毀損，所有權人則無法通過其他途徑獲得救濟，因此應當允許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請求賠償。本案李濤的出租車被搶并被燒毀，不能通過退賠的方式得到救濟，應允許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

  　　本案案號為：（2007）安中刑初字第22號；（2007）陜刑一終字第296號

  　　案例編寫人：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尤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