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黑龍江省森工林區(qū)不斷發(fā)生周邊農民毀林開墾案件，給國家森林資源造成了很大破壞。雖經司法、執(zhí)法機關的打擊，但毀林開墾現象卻屢禁不止，案件仍然時有發(fā)生。以某林業(yè)局為例，僅2009年，就發(fā)生多起毀林開墾刑事案件，而夠不上刑事案件的普通毀林開墾林政案件就更多了。之所以會出現這樣一個局面，固然有周邊農民法律意識淡薄和受利益驅動的問題，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由于在對毀林開墾犯罪行為的罪名認定上墨守成規(guī)、機械教條，造成對被告人的量刑過輕，從而降低了打擊的效果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這里，我們就以2009年某林業(yè)局發(fā)生的幾起毀林開墾刑事案件為例。

    2009年5月間，某局施業(yè)區(qū)周邊農民林某雇傭張某、王某在國家禁伐區(qū)毀林1.73公頃（25.9畝），立木蓄積585株近236立方米。同月，林某又雇傭佟某在禁伐區(qū)毀林8.87公頃（73.1畝），立木蓄積836株近297立方米，造成木材經濟損失127535元，林木損失13937元，林地損失47775元。2009年6月，農民張某雇傭郭某、王某在國家禁伐區(qū)毀林0.21公頃（3.1畝），立木蓄積90株近16立方米，原木出材量12立方米；造成木材經濟損失7103元，林木損失1258元，林地損失2015元。

    僅在兩個月，在同一林場施業(yè)區(qū)就發(fā)生了三起毀林開墾事件，可見犯罪分子的氣焰之囂張。同時，僅林某案就給林業(yè)局造成10余萬元的經濟損失，嚴重影響了企業(yè)的生產經營。然而，作為案件主犯，林某最終僅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五千元。多次參與作案的郭某、王某僅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罰金四千元（劉某、張某在逃）。

    判決結果明顯地讓人感到，對犯罪分子的處罰過輕。林某等被告人給國有林業(yè)企業(yè)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損失，嚴重影響了生產經營秩序，但對賈某、郭某、王某等人的判決卻比較輕，應該說是罰不當其罪，與其社會危害性不相適應，沒有體現出罪刑相適應的原則。這樣，就難以有效地震懾犯罪分子，遏制毀林開墾犯罪行為的一再發(fā)生。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筆者認為，究其原因，在于案件的定性上，辦案人員機械套用刑法第342條，把案件定性為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因為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是以占用農用地的數量為量刑標準，所以，無論是檢察機關的起訴書，還是審判機關的判決書，均未體現出給國家財產和國有企業(yè)生產經營造成的巨大損失和破壞）。

    依據《刑法修正案（二）》的規(guī)定，把林地納入了農用地的范疇。而事實上，林地包括了有林地、疏林地、宜林地、淺沼澤地、采伐跡地、火燒跡地等許多分類，比單純的農田劃分要復雜得多。林地與農田的價值是不同的，而不同種類林地的價值又相差懸殊，如有林地價值遠高于宜林地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有林地地上附著物（如林木）的價值，而且體現在其生態(tài)、環(huán)保價值。同時，林木又分成多種。占用林地通常比占用農田的社會危害性更大，毀林開墾就更不用說了。因此，對于毀林開墾犯罪行為一概地、機械地依照刑法第342條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處罰，是難以有力打擊、遏制毀林開墾犯罪行為的。

    是不是對于毀林開墾犯罪行為就只能依照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定罪呢？當然不是的。司法機關完全可以依照刑法理論和相關規(guī)定，以其它罪名定罪。因為，犯罪分子的目的行為是開墾即占用農用地，但是其毀林的手段行為同時就可能觸犯其它罪名。由于法律或司法解釋未有依何罪處斷或數罪并罰的規(guī)定，這樣，依據刑法牽連理論，對毀林開墾犯罪行為完全可以依照牽連犯罪從一重罪處斷，而不僅僅是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定罪。

    《退耕還林條例》第62條規(guī)定“退耕還林者擅自復耕，或者林糧間作，在退耕還林項目實施范圍內從事濫采、亂挖等破壞地表植被的活動，依照刑法關于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濫伐林木罪或者其他罪的規(guī)定，依法追究刑事責任”。1991年10月17日發(f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盜伐、濫伐林木案件幾個問題的解答》（此解釋仍然具有法律效力）中規(guī)定，如果毀壞他人所有的林木進行開墾，改變林地用途，未達數量較大，或者未造成林地大量毀壞，但毀壞林木數量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以故意毀壞財物罪追究刑事責任。

    由此可見，對于毀林開墾犯罪行為，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以外的其它罪名定罪，是有法律依據和法律淵源的。

    那么，對于毀林開墾犯罪行為，究竟以什么罪名定罪更符合法律事實，更有利于打擊犯罪呢？筆者以為，毀林開墾情況比較復雜，有的只是毀壞了林木；有的既毀林又非法占有木材；有的占用、毀壞林地的數量較大；有的尚未達到數量較大等等。因此，應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以有關法律為標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1、對于占用、毀壞宜林地、采伐跡地、火燒跡地而沒有毀林行為或毀林較少而不構成其它罪，但占用、毀壞林地數量較大而觸犯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或者雖然觸犯兩個罪名但依照非法占用農用地罪處罰較重時，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定罪處罰。

    2、對于占用、毀壞林地未達數量較大的標準，但毀壞林木并占有木材數量較大，即以盜伐林木罪定罪處罰。

    3、對于占用、毀壞林地數量較大，又占有木材數量較大，可以認為是兩個犯罪目的，實行了兩個犯罪行為，符合兩種犯罪構成，是兩個罪，可以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和盜伐林木罪數罪并罰。

    4、對于占用、毀壞林地數量不大，但毀壞林木數量較大，從而嚴重破壞企業(yè)生產經營的，或者是既符合非法占用農用地罪量刑標準，也符合破壞生產經營罪量刑標準，且依照破壞生產經營罪處罰更重時，以破壞生產經營罪定罪處罰。

    5、如果占用、毀壞林地數量不大，但毀壞林木數量較大，且毀壞的林木是屬于“本單位所有或管理的林木，以及本人自留山上的森林或其它林木”，則構成濫伐林木罪。若犯罪行為同時觸犯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和濫伐林木罪，且依照濫伐林木罪處罰更重時，以濫伐林木罪定罪處罰。

    具體到林某案件，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主觀上出于開荒種地這一“其它個人目的”；犯罪客體是生產經營秩序，客觀上以毀林這一“其它方法”破壞了林業(yè)企業(yè)的生產經營（森工林業(yè)企業(yè)不同于普通的生產流通企業(yè)，它不是象其它企業(yè)一樣生產工廠化產品；正在生長的林木也不同于普通的產品，它是有生命力的正在成長的產品。對于森工林業(yè)企業(yè)來說，養(yǎng)護林木就是一種生產經營行為，毀壞了正在生長的林木，其實質不是毀壞普通財物，而是破壞林業(yè)企業(yè)的生產經營）。無論是主觀要件還是客觀要件，均符合破壞生產經營罪犯罪構成。因為林某沒有占有木材，故不構成盜伐林木罪。因其所伐的是國有林業(yè)企業(yè)的林木，故不構成濫伐林木罪。

    《刑法修正案（二）》規(guī)定：“違反土地管理法規(guī)，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農用地，改變被占用土地用途，數量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農用地大量毀壞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單處罰金”。對林某如果按照非法占用農用地罪定罪，因本罪最高刑期為五年，故將受到較輕刑罰。而依照破壞生產經營罪定罪，因本罪最高刑期為七年，況且賈某毀林數量巨大，給國家造成了重大經濟損失，屬于情節(jié)十分嚴重，應在三至七年間處罰，故依照牽連理論應定性為破壞生產經營罪，此案中的張、王均屬破壞生產經營罪的共犯。在張案中，因造成的損失較小，可直接定性為非法占用農用地罪，此時的張、王屬非法占用農用地罪的共犯。因此，對郭、王可數罪并罰。

    如此，才能使刑罰的適用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才能真正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才能更有效地打擊毀林開墾犯罪行為，保護林業(yè)企業(yè)生產經營秩序不受破壞，國有財產不受侵犯，生態(tài)資源和自然環(huán)境不受損害。

    相關法律解釋包括一些論者認為，對于改變林地用途，未達數量較大，或者未造成林地大量毀壞，但毀壞林木數量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的毀林開墾行為，可依照故意毀壞財物罪定罪。筆者以為不大妥當。因為故意毀壞財物罪是以“故意毀壞財物”為主觀犯罪目的，而毀林開墾的犯罪目的是“開墾”，而不是“毀壞財物”。同時如前所述，正在生長的林木不是普通財物，而是林業(yè)企業(yè)生產經營所指向的對象，讓林木生長也正是林業(yè)企業(yè)生產經營的一種方式。因此，毀壞了林木不是毀壞普通財物，而是如同毀壞機器設備一樣破壞了林業(yè)企業(yè)的生產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