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讀報，�？煽吹礁�翻譯有關(guān)的文字。有正面的，說中國進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后，外語人才，特別是高水平的翻譯人員將是最緊缺的人才，應該注重翻譯人才的培養(yǎng)；還有的說，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的過程也明顯加速，同時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問題嚴峻地提了出來，而翻譯工作則是文化多樣性的有力保證。也有反面的，說目前高水平的翻譯人員難尋，說如今的翻譯質(zhì)量遠不如上世紀50年代，說坊間流行的外國文學名著復譯，十有六七是借復譯之名，行抄襲之實。一方面，是翻譯的潛在市場在日益擴大，另一方面，則是翻譯的危機四伏，翻譯的形象日趨黯淡。

    除了公開的報道，與友人私下交談時，也不時涉及翻譯的話題，但涉及最多的還是人才問題。法國駐中國使館的高層人員曾多次抱怨中國的翻譯人才，特是能擔任高層的國際會議的口譯人才太少，以致像國際建筑師代表大會這樣全世界矚目的會議竟派不出像樣的法語同聲傳譯；商務印書館譯文處的狄玉明先生為尋覓合格的譯者而傷透了腦筋，手頭有一批有重要價值的哲學社科著作難以找到合適的譯者去翻譯。上海申辦2010年世界博覽會，專門成立了申辦報告評審委員會，評審英文版和法文版的申辦報告，以免因申辦報告的語言水準太差而招致申辦失敗。著名作家韓素音女士更是為培養(yǎng)翻譯人才而竭盡全力，曾有過拿出自己賣文而得的錢籌辦國際翻譯學院的想法。

   無論是報上寫的，還是私下談的，人們對當今翻譯的現(xiàn)狀表現(xiàn)了普遍的擔憂，季羨林先生曾以“危機”兩字加以形容，試圖引起人社會的警醒，然而問題一次次被提出，又一次次被懸置，明擺的事實似乎得不到認同，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得不到切實的解決。一個個疑問由此而生：莫非中國的外語教學機制出了問題？為什么培養(yǎng)出的外語人才難以滿足國際交流的口筆譯需要？翻譯質(zhì)量問題多多，其中已嚴重地阻礙了中外思想的雙向交流，關(guān)系到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可為什么除了輿論界的關(guān)注之外，沒有一級領導真正加以重視，把翻譯問題真正當作一件大事去認真研究，加以解決？

      翻譯界對自身存在的問題并非視而不見，為解決這些問題，有不少有識之士也曾經(jīng)在學理與實踐兩個層面進行過認真的探討和研究。季羨林先生在給《中國翻譯詞典》作的序中，把翻譯看成了保證“中華文明永葆青春”的萬應靈藥，認為中華文化之所以能長葆青春，翻譯之為用大矣哉。這樣的認識也不可謂不深刻。然而問題是，這樣的認識只不過是翻譯界內(nèi)的一種自我認同而已；出了翻譯界，無論是對普遍百姓，還是對上層領導而言，翻譯在許多人的觀念上，還是“雕蟲小技”。時下，對翻譯質(zhì)量的擔憂或譴責，多半也還是出于翻譯界自身的一種危機感。而問題恰恰出在這里，中國社會，尤其是當今社會，缺乏對翻譯活動應有的認識和理解。

      在傳統(tǒng)的觀念中，翻譯是一種“復制”行為，翻翻詞典，就可以翻譯。談起翻譯，涉及的也就是“如何譯”而已。對翻譯的正面評價也好，對翻譯的反面譴責也罷，總是在“如何譯”的技術(shù)層面展開。于是，尋找翻譯的問題，也就是尋找“譯者”的問題。然而，若把目光再放大一點，我們不難看到，與“如何譯”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的，實際上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考慮，在我看來，至少還有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關(guān)注。

    首先是與“如何譯”密切相關(guān)的“譯什么”的問題。在真正著手翻譯之前，首先應該確定選擇什么文體來翻譯。實際上，當我們把目光從“如何譯”投向“譯什么”時，也許可以發(fā)現(xiàn)目前的翻譯出版界，最大的問題不是翻譯的質(zhì)量問題，而是對“譯什么”的失控與盲目。出版社各自為戰(zhàn)的選題引進，到底遵循怎樣的標準？從事版權(quán)貿(mào)易的人員，對擬引進的圖書如何評價？一哄而上的失控與缺乏標準的盲目，導致的直接后果，便是選題的重復，低價值文本的大量引進。從小里說，這對于本來就有限的翻譯人力資源來說本身就是一種浪費；從大里說，把廢品、殘次品或甚至有害的東西引進中國，無論是對國人的精神塑造，還是對民族文化建設，都有百害而無一利。

    如果說“譯什么”這個問題還是一個比較實際、容易引起人們注意的問題，那么，與“如何譯”和“譯什么”有著本質(zhì)聯(lián)系的“何為譯”、“為何譯”和“譯何為”這三個問題，看上去似乎與我們時下關(guān)心的翻譯問題無涉。但實際上，對這三個方面的問題若沒有足夠的認識、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重視，時下的翻譯問題將永遠無法得到解決。

    “何為譯”，是個形而上的觀念問題，也是與翻譯實踐密切相關(guān)的認識問題。如果學術(shù)界和領導部門在思想上把翻譯看作只要懂點外語就能翻譯的雕蟲小技，那么就自然不會意識到培養(yǎng)翻譯人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自然不能指望中國的大學設立真正的翻譯專業(yè)，更不能指望開辦高水平的翻譯學院。正因為普遍看輕了翻譯，所以也就不能指望把學術(shù)翻譯看作重要的學術(shù)工作，于是也就不能指望有多少懂專業(yè)、有水平的學者去翻譯高難度的哲學、社會科學名著了。也正因為普遍看輕了翻譯，所以像外文局、馬列主義編譯局這些部門如今難以受到真正的重視，翻譯人才嚴重青黃不接。也正因為普遍看輕了翻譯，有關(guān)翻譯的問題再多，再突出，也不能指望政府的哪個領導部門牽頭，開一個像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曾經(jīng)開過一次的“翻譯工作會議”，以真正發(fā)現(xiàn)翻譯問題，解決翻譯問題。

      翻譯問題不能不說重要，只要認真考慮一下“為何譯”的問題，就不可能忽視翻譯活動背后起著重要作用的一切因素。上個世紀初，梁啟超曾把翻譯當作“救國之道”；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魯迅也是把翻譯當作激發(fā)中華民族的血性、熱情和斗爭的民族解放之道。時代變了，為了救國救民而去翻譯的崇高動機如今在許多人看來甚至有點可笑。但是，若失去了翻譯的大方向，沒有了價值坐標，又有什么理由去譴責那些為了幾個少得可憐的錢而不惜玷污了靈魂的小人去“抄譯”呢？

      如果像季羨林所說，翻譯是永葆中華文明青春的萬應靈藥，那么切不可大意，翻譯是一把雙刃劍�！白g何為”？從歷史上看，翻譯起的作用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如果翻譯選擇得當，選擇的是有益于中華民族文化發(fā)展的外國文化精華，且翻譯策略正確，手段得法，有助于目的語文化的吸收，但若翻譯失控，選擇盲目，質(zhì)量堪憂，那么，翻譯也可以像國內(nèi)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作孽”，起到讓中華民族文化“溶血”的反作用。鑒于此，翻譯決不僅僅是譯者譯得好不好的個人的小事，它是關(guān)乎到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承、交流與發(fā)展的大事。